粮食的故事

    吃罢晚饭，我到县人民政府去找郝吉标。

    访问郝吉标的事是今天才决定的。听寇县长说，郝吉标是这里的一个“老革命”，一九三三年的乡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在老区游击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协助游击队做过很多事。现在就在县政府的“老区办公室”工作。

    县政府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从一个丁字街拐弯，北面的一条街就是。我沿着大街走着。这个小城里的大街本来就不宽，路中心又平铺着晒上了稻谷，显得更拥挤了。那粮食大概是县粮库的吧，有几个青年人在用推板把它推拢起来。

    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个“老革命”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到了县政府一打听，有人告诉我，郝吉标刚给干部讲完话，现在正在家呢。

    郝吉标住的地方就在“老区办公室”的旁边，是一单间四角方方的小屋子。我敲了敲门，没见回声。推开门一看，郝吉标正躺在床上，手里捏着支竹烟管，两眼直直地盯着床顶子出神。见我是个生人，才慢慢地坐起身。

    “好嘛！”我对他说明来意后，他回答道。一面慢条斯理地整着鞋子。我看出，刚才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现在有意这样来平静一下心情。

    在灯光下看来，他已经是个老头了，虽然穿着一身半新的蓝布制服，仍然掩不住他的年纪。看上去约莫六十上下，前脑门的头发全秃光了，额角显得很高，上面满布着细细的皱纹。他的眼神显得有些疲倦，我猜他是因为刚才讲话累了，就说：“你刚刚做过报告，要是累了，咱就另找个时间谈吧。”

    “只是随便谈了谈购粮的事，不累，”说着他站起身，神情有些激动，“咱这里头一次搞购粮工作，找全县的干部来布置任务，有个别干部，称斤掂两的，怕任务重了完不成。嘿，这些年轻人，他们就忘了这些卖主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啦。咱这老根据地里，四十岁往上的人，哪个不是刀山上爬、油锅里滚过来的？打土豪分田地、三年游击战、八年抗战[1]、敌后坚持……二十多年来为的是啥？如今革命成功了，二次分了田，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了，他们有什么舍不得？过去豁上身家性命也干，现在国家拿钱买粮食，倒怕他们舍不得了？气不过，我就把过去我们闹革命的事讲了讲。”

    话一开头就扯到正题上了。我说：“那就请你把给大伙讲的事再给我讲讲好不好？”

    他点了点头，默默地摸过烟管，抓了把牛毛似的烟丝按到烟锅里，猛吸了几口，透过烟气，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刚进门时的那种表情————大概他又回到当时的情景里去了吧？半晌，他才抬起头来，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和我面对面谈起来。

    “现在说话，已经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三四年，刚交秋，我们这里的主力红军就参加长征去了。本来，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跟上走，谁知通知来了，却是叫我留下做地下工作或者上山，坚持敌后的游击斗争。好吧！既然组织上这样决定了，那我就先留下来再说。主力红军在的时候，虽说白军不住歇地‘围剿’吧，我们这个地方可总还保持着革命根据地的样儿，那时候日子红火得很，支援前线啦，动员扩大红军啦，组织生产啦，办夜校啦……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可是这会儿，红军就要和我们分手了，他们要翻山涉水地远征了，这多闲得慌哪！

    “我还清楚地记得主力撤走的那天，天阴着，下着小蒙蒙雨，我们忙着凑给养，弄担架，安置伤病员，组织欢送……那才真叫忙咧。一会儿这个说：‘乡主席，炒米弄好了，往哪儿送呀？’一会儿那个问：‘俺村担架来齐了，还不派人带我们走！’这些没打发完，红军来了个司务长：‘乡主席同志，俺连借老乡的铺草还来了，您来看着过过秤！’他刚走，连锅烟还没来得及吸呢，县委派通讯员来了：‘组织主要红属转移，通知赤卫队骨干上山……’这样，这伙来了那伙去，从天不亮到下半夜，才把事情办完。

    “直到静下来的时候，我才有空想想自己的事：是留下做地下工作呢，还是上山打游击？本来这两条路都可以走，可是红军一开拔，弄得我心里火烧火燎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恨不得杀几个白鬼子解解恨。想来想去，打定了主意：上山！

    “主意是打定了，说走就走。可这一走说不定得几年几月，总得和家里商量商量，把家安排一下呀。我家里人不多，只有老婆孩子两口。老婆是好样的，和我一块参加党，在乡妇女会工作。我上山她一定会同意的。俺俩结婚十多年，就生了一个小子。这孩子也着实讨人喜欢，我打心眼里疼他。胖胖的脸，高鼻梁，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显得又聪明又机灵。那时候他正在‘列宁小学’里上学，也还有工作————当童子团的分队长。功课是好样的，工作也干得挺好。三次反‘围剿’时节，他才九岁，他们童子团帮助照顾伤员，烧水，喂鸡蛋，削果子皮，端屎尿……没白没黑地干，他妈喊都喊不回来。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受伤的干部同志把文件包丢下了，别人又不认得那伤员的模样，那孩子拎着皮包随担架队找了两三站路才找着，把文件还了那干部。那干部为了感谢他，送了他一支钢笔；为这事学校里还奖励了他一把镰刀……你看，说着说着，我就扯远了。那时候，谁不夸这孩子有出息？乡亲们、同志们见了都好和我开玩笑，他们说：‘老标呀，你算有福气，别觉得你这个乡主席干得蛮好，这孩子大了，说不定还能比你有出息呢！’这话我也信。他确实是个好孩子呀……”

    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住，伸手摸过烟管，又吸起来。我随着他的动作看去，他那拿着烟管的、苍老的手微微有些发颤。在他脸上，刚才谈到红军长征、谈到根据地生活时的兴奋神色消失了。我问道：“你的孩子现在也参加工作了吧？”

    他且不答我的话，直定定地望着我，半天，突然反问我：“你怕也快三十了吧？”

    我回答了他。他轻轻掰着指头，低声地说：“一九三四，一九四四……现在该是三十一岁了，比你大好几岁呢。开辟的那年是七岁，取名叫红七；红军走的那年是十二……咳，你看我扯到哪里去了。咱再接着谈。

    “当时，我向我老婆说：‘我打算上山了，反正我今年才三十出点头，吃得了苦，跑得了路，到山上去多为党干点事情！’少不了还安慰了她几句，我说，‘我的脾气你也知道，干革命是干定了，为了革命，就是刀山也去爬。好在红七也大了，拖累不了你，你留下来就按县委的指示坚持下去！’

    “老婆自然不会反对我这么做，只是要分开了，免不了有些留恋，她张了几张嘴，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这时孩子倒插嘴了，他歪着头瞅瞅我又瞅瞅他妈，说：‘让我爹去吧，上山打白鬼子，一枪一个，跟红军叔叔一样！’看，孩子还在给他妈做工作呢。我笑了笑，问他：‘我走了你在家干什么？’他板起脸很正经地回答我：‘爹你放心走吧，我已经大了。我在家挑水、打柴、烧火、照顾我妈。还有，’他很快地弯腰钻进床底下，拿出个旧首饰盒子，找出几本‘列宁小学’的课本朝我一晃，‘我可以自己念书。老师说以后白鬼子来了，不能上学了，要自己学哩。’本来要分别了，心里不大好受，叫他这一阵话，逗得我俩都笑了。

    “当晚，我把家里安排了一下，就上山了。

    “上了山，组织上挑来拣去给了我一个合适的工作：当全游击支队的总务。总务这个工作，说实在些，就是伙夫头————管全队的吃饭穿衣。论说，这工作是我的老行当了，红军反‘围剿’时期，我们政府工作的头一宗大事不就是筹粮办衣、支援前线？不过那时候有根据地，我们只要发个号召，就什么都齐全了；现在呢，根据地被白鬼占了，要吃要穿得自己来，总务这活儿就难干了。

    “那时候，我们游击队就住在南边离这六七十里路的大山里，找个隐蔽的山窝窝，挖个坑，上面罩把雨伞，或者搭上堆树枝，挡着露水，这就是房子。吃的呢，有上山以前运上来的粮食，就在晚上趁敌人看不见烟的时候把饭做好，做一顿吃一天。锅不够用，我们就把鲜竹子砍了来，把米洗净，调好水装进去，扔在火里烧，等竹子烧焦了，饭也熟了。这一阵，我这总务当得也还顺当，说声要开饭，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吃，掺了红薯丝的米饭总可以塞饱肚子；虽是少油没盐，倒也还有点咸菜什么的吃。

    “就这样，我们坚持了几个月的斗争，趁敌人还没站住脚的时候，瞅机会打了几个小仗，倒也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镇压了反动地主，提高了人民的信心。

    “不过，这只是开头几个月的情况，那时有山下支应着嘛。白鬼吃了些苦头，知道这些红军队伍虽少，可不能小看，硬打可又怕吃不消，就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我们。这一来，情况就渐渐紧张起来了。

    “大概是腊月天吧，一天晚上，松厝的宋祥老爹偷偷上山来了，他把一担糙米和一口袋红薯丝子交给我说：‘老郝同志呀，这怕是我们送来的最后一份粮食了。白鬼现在实行“并村”，把我们的人都弄得离山远了，把路也都卡住了，以后，我们再送东西就难了。’这位宋祥老爹是个出了名的倔强人，刚开辟根据地的时候，他就是最先参加贫农团的，白鬼把他抓去吊了一天一夜他也没哼一声，现在，说着说着倒流下泪来了。我知道，他是为我们山上这一二百个同志的困难难过呢。

    “不用说，这也不是松厝一个村的情况；村村如此————敌人明斗斗不过，想困死我们。

    “根据这种情势，领导也尽力想办法，像瞅机会打个小仗，打打回乡的土豪啦等，可以多少解决点问题。但是这时敌人刚进根据地，数量上占着优势，防范得也严，这样做代价太大。而且和山下的组织一时联系不起来，这样，供给就几乎全断了。偶尔也还有个别党员同志瞅个空隙，拼着性命绕小道上山，送点东西来，但这样做非常危险，有几个同志就因为这样做而受了损失。这种行动被县委制止了。

    “于是山上的日子一天难似一天。冷了没有衣服穿，伤员病员增加了，没有药治；弹药不足，情报不通……但最困难的还是吃的。我把剩下的几百斤米分了一下，留出一部分来，专给伤员病号吃；其余的按人分配。开头每人每天能吃到半斤[2]米，以后就是六两[3]、四两、二两……这样，大多数同志就只好找野菜，挖草根充饥了。这山上发青的东西，我们哪一样没吃过呀，什么野菜、蘑菇、笋芽、青苔，还有各种各样的树皮、草根，林里的走兽，河里的鱼虾……只要能吃的，就往肚子里塞。人家说神农尝百草，我倒真成了神农了。每天提着把破刺刀，遍山这里找找，那里挖挖，这个嚼嚼，那个尝尝，尝到几种不苦的野草、野菜和树皮，就拿出样子，带领大家去挖。我吃过很多怪草，也病过几场。

    “其实，就这么着，也不能哄饱肚子。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病号也一天天多起来。你不是见过寇县长吗，他当时病得可真够厉害的，天天发高烧，眼睛发蓝，浑身瘦得就剩了把骨头了。野菜汤吃不下，想吃点稀饭又没米做。我每次看到他那蜡黄的脸色，心里就难过。还算好，我们安排的陷坑打到了一只黄羊，他才算支撑住了。记得当时进行了一次小战斗，仗打得倒挺干脆，撤出战斗的时候，担任掩护的那个班里有一个叫牛光的同志负了伤。按说像他那样的轻伤，蛮可以坚持跑出来，可是，因为饿久了，身子虚，跑不动，掉了队，等我们发现了，返回去找他，他却被敌人追上，牺牲了。我听了这事以后，不由得掉了眼泪。牛光，多好的同志啊！他不能说是打仗打死的，是饿死的。

    “这时候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留下来做地下工作！我想，反正在山上总务的事已经没的干了，我过去做过乡政府主席，现在倒不如趁着敌人‘并村’的乱劲，回到群众里去，和群众一道，设法往山上弄粮食。

    “支队政委————县委书记批准了我的要求，当天，就派我跟上侦察员绕山脚下转，看准上山的小道，摸清敌人活动的规律，以后好和山上联系。

    “第二天黑夜我就下山了。我按照宋祥老爹上次说的地址，找到了我的老婆孩子。他们在敌人实行‘并村’以后，就随着大伙搬到松厝来了。刚见面，我差点儿认不出他们来了。娘儿俩又黄又瘦，原来这半年来，他们受的折磨也不比我们山上少多少。老婆见了我，也吓了一跳，我的头发胡子挺长，走路一瘸一拐，她以为我真的负伤残废了，摸着我那用破布烂麻捆扎着的腿，差点流下泪来。我把腿一伸，蹦了两蹦，笑着说：‘糊弄白鬼哩。快给我弄饭吃吧！’又把情况对她讲了讲，她才放了心。红七更抱着我亲个不停。

    “我原想回家能吃到点像样的饭食呢，谁知道拿来一看：两个红薯丝子窝窝，一截子少盐没味的腌黄瓜————唉，就这也比野菜强呀。我一边吃一边想：听宋老爹说，‘并村’以后，家里还有六七百斤粮食，同志们都帮着运出来了，怎么就能没了？我问她，她说：‘见天吃嘛，还能吃不完？你吃的还是红七的饭哪，你看我吃的！’说着，又拿出两个窝窝来，可不，这是野菜做的，里面还拌和着一些树皮，撕都撕不动。她拿着窝窝往我手里递，顺手捏了我一把，又望了望红七。这一来我才明白了：一定是她把粮食藏起来了。

    “晚上，趁孩子睡了，她才告诉我说，两个月以前她就做了打算，藏起了二百多斤粮食，一粒也没动，怕日后日子更苦了，孩子咬不住牙，连孩子也背着，就准备着往山上送。她还告诉我，几个摸得到情况的党员都组织起来了，知道山上一定困难，也都做了准备，就是白鬼看得太严，也摸不清山上情况，没法往山上送。

    “山上是咬着牙挨着，山下也是扎紧了腰带过日子呢。无论如何也得把粮食送上去。可是粮食不是一根针一条线，塞在裤腰里就带上去了；要送就得拿出办法来。但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安下身来。

    “为了躲避白鬼子，我不能住在家里，商量了半天，还是老婆出了主意，她说，可以在我们房后破墙根底下挖个窖子。白天我就睡在里面，晚上再出来活动。这个主意倒不错，好！说挖就挖。我叫醒了红七，小声告诉他：‘上后院挖地窖，给爸爸住！’这个小鬼可机灵呢，爬起来就跟我们去了，搬石头，抬土，干得还特别起劲。

    “三个人干到天放亮，我把窖口用草掩上，把周围的土迹打扫干净。老婆又在窖上架起一些木棒，堆上些甘蔗梢子、乱草，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痕迹，倒好像是个柴火垛一样。这就是我的屋子了。里面铺的是沙和软草，能躺能坐，就是不能晒太阳。

    “第二天夜里，老婆把几个党员找到一块碰了碰头，商量送粮的办法。他们见我回来，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的天呀，什么法子没想到呀！有的说：把米做成干粮，不显眼，也好带些；不行，带不了那许多。有的说：把粮食放到一个地方存起来，叫山上派人来拿；也不行，山上只能派个交通下来，带不了多少。要多派人来，就要和白鬼子明干，这样做划不来不说，暴露了组织可不是玩的。最后宋老爹出的主意提醒了我。他说：‘把粮食藏到木柴里，不就送上去了？’大家一听，‘扑哧’一声都笑了。俗话说‘靠山的吃山’嘛，像咱们这靠山住的人家，烧的是山上的，现在烧柴正缺呢，哪有担着柴火上山的？可我倒听着这话有点儿意思。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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