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写出感受的和相信的

当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胸中一颗心、肩上一支枪、口里一支歌，战胜了人间罕见的艰苦。他们对物质生活的态度，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同志、对党的崭新的关系，一切都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阶级确立了一种标准：做人的标准，工作的标准，对待困难的标准。那时，在革命前辈身边生活，也常常听到他们说：“大不了再来一次长征！”“要拿出爬雪山过草地的那种精神来工作，什么困难不能克服？”雪山和草地，已经成了人们衡量思想、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尺度了。一九七二年，我到了草地，站在草海泥潭，遥想红军当年，这种内涵的诗情，这种对生活的认识曾使我激动不已。

    但是，在我写《标准》的时候，却没有马上把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和我要描绘的形象结合起来。我听到过好些个关于朱德总司令为草地断粮的部队吃饭问题操心的故事。这些故事个个都是美好的、动人的。我为故事本身所吸引，从中挑选了一个，就匆匆忙忙写起来。小说写出来了，题名叫作《草地上》。倒也不是完全没意思，只是平、浅、不深刻。我自己不满意，《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看了也不满意，说：“改改吧！”改改，说说容易，没有新意怎么改得好？苦恼了一天，没有结果。吃晚饭的时候和家人闲谈，话题扯到了伙食标准，谈到了艰苦的年月，突然间，“草地的标准”几个字跳了出来。

    这几个字，唤起了我过去对草地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也照亮了我桌上那一份草稿。原来那还不是一篇短篇小说，也根本不应该是什么《草地上》，而应该是《标准》。于是我重新进行了改写。故事情节没有怎么改动，只是把朱总司令写成了创造和体现“草地标准”的形象。在他旁边，又用几笔勾画了一个“把困难砸碎了”捡一块扛起来的战士；他和自己的统帅心灵相通，一道创造和坚持了革命者特有的“标准”。

    创作，即使写的是一位统帅，当作者把他作为描写对象的时候，也得通过自己的思想情感去发掘、认识。只有理解了这个生活片段的内在意义，获得了深一层的认识，才能使作品多少有一点生命。

    三

    说到题材的发掘和提炼，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环节————艺术概括和典型化的问题了。

    怎样写短篇小说？我看，问题不在铺开稿纸写作的本身，难度最大、花功夫最多的，还是提炼生活和进行艺术构思。

    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追求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力求既有高度的思想性，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既正确深刻，又生动感人。艺术构思就是寻求和争取实现这种结合，把作者在生活中感受的、相信的、深邃的思想和真实、独特的形象统一起来。

    艺术构思的任务是多方面的，要安排情节、表现人物、选择场面等。但是，在经过发掘提炼、捕捉住题材的思想内涵之后，最中心的还是处理好性格和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为人物找到和安排好最能表现其思想性格的环境，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我们常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为他画像、拍照，但常常只有那么一个角度，能够最鲜明地把人的内在精神和性格特征凸显出来。短篇小说的构思，就是要找到那个最理想的角度。我们也常犯这样的毛病：只着眼于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忽视了在这个过程中人物思想感情的经历。结果，在艺术构思上就必然忽略了思想性格的特定性，不新颖；只从正面去描绘，不精巧；贪多求全，不单纯，小说也就冗长、一般化了。记得有一次，一位老作家和我们谈话，他说：我们过去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不能直接投身于工农兵斗争生活，生活积累少，就逼着我们讲究艺术构思，把仅有的一点生活经验写得精美些。而你们，生活多了，尽着用，构思上就不讲究了。话虽说得委婉，批评却是中肯的。我们在深入生活上常常表现出不够老老实实；而在写作上又往往太老实了，总离不开生活的自然形态，总习惯用那些放在哪里都合适的东西，不敢加工创造，不敢虚构和想象，不敢追求特殊、新奇和精巧。须知，在文艺创作上，那些一般化的、放在哪里都合适的东西，是放在哪里也不合适的。

    塑造无产阶级领袖和革命家的形象，要描写他们的崇高思想品质，要描写他们的光辉思想和优良作风，更要写出他们怎样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群众中汲取思想和智慧，在历史的关头，高瞻远瞩地确定方针路线，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命运。

    我进行短篇小说《路标》的艺术构思时，曾想描写毛泽东同志在一个决定历史命运的重要时刻的伟大形象，写出这个“高”来，哪怕勾画一点侧影也好。翻开革命历史，在多少次关于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关头，都是毛泽东同志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撒下了光辉的路标啊！

    《路标》的艺术构思，是这一组小说中最困难、最费力的一篇。我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置于小说情节的中心，而是安排了一个掉队的小红军在草地途中和毛泽东同志偶然相遇。以小红军战士为贯穿全篇的人物，借以作为观察、描绘毛泽东同志形象的角度和引线。写了小战士向毛泽东同志问“路线”，毛泽东同志为他写路线，毛泽东同志和他讨论路线，以至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参与制订路线。这样，在描写一个小红军这段生活、思想历程的同时，他的形象，他的眼睛，也像摄影机的镜头一样，引着读者看见了特定环境中的毛泽东同志，看见了毛泽东同志和战士的关系，看见了毛泽东同志在这历史关键时刻的一点思想风貌。人物出来了，“路标”也就插在那里了。

    当然，这只是一次粗浅的尝试。

    四

    我们常说：看短篇小说，或者看戏、看电影。这个“看”字很有味道。读者和观众在那里看作者指给他看的东西，看故事，看行为，看动作，看景物……然而仔细一想，不对。原来读者和观众睁大了眼睛在看的，并不只是那些看得见的，而且还要看那些看不见的。他们要看人的真实的、动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质，甚至是极其隐秘的内心世界。我们写短篇小说的，除了必要的心理描写之外，就是让读者通过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去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要实现这一点，就短篇小说而言，细节的准确运用和描写，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有经验的作家都十分重视细节。有人说：故事好找，零件难求。零件就是细节。李准同志就是从生活发现细节、在写作中运用细节的能手。有一次和他交谈，他说：写一篇短篇小说，手里有那么几个硬邦邦的细节，心里就踏实了。就连阅读和欣赏，他也喜欢把作品“拆开”来，挑出细节来分析研究。这是极好的艺术经验。

    我们写作短篇小说，常犯的毛病是“密度”不当，“密度”太小。而刻画人物性格、形象的笔墨，往往是对细节进行了充分的、具体的描写，是“密度”最大的地方。

    细节不是创作的细枝末节。凡是好的作品都有好的细节描写，没有细节的短篇小说几乎是没有的。只有从生活中发现了特定的、有表现力的细节，并且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有准备地、在节骨眼上恰当地运用细节描写，才能为人物形象刻上准确、生动的线条，既表现了外在特征，也揭示了内在精神。

    我学着写点短篇小说，有时因为一个细节而决定了作品的生命，有时依托一个细节和结构就写成了一篇小说。在短篇小说的创作劳动中，再没有比获得了一个需要的、有特色和有表现力的细节，更令人喜悦的了；也再没有比搜索枯肠却找不到那个必要的细节更令人苦恼的了。

    五

    短篇小说是一种艺术形式，是一个文艺战士进行战斗的武器。既然是种武器，就要尽可能熟练它、磨砺它。上面所说的，只是有关这个武器的一点点认识，很粗浅，很不全面。不过，如果有了拥有生活经验的广度和厚度，有了观察和开掘生活的深度，再加上找到了表现人物性格的恰当的角度，妥善地掌握了描写的密度，努力做到生活富、认识深、构思巧、细节准、感情真，写出来，大体上就像个短篇小说了。

    当然，这绝不是短篇小说写作问题的全部。比方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态度问题。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头脑这个“加工厂”加工制作出来的。这个“加工厂”干净与否，是不是好用，决定着作品的高低成败。我们搞短篇小说创作，搞儿童文学创作，做的是研究人的工作。在成百成千个研究对象之中，有一个便是自己。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强加到我们文学事业和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我们一律推倒，概不接受。但是，我们却必须清醒地解剖自己、认识自己，并不懈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使精神产品的“加工厂”正确些、干净些；努力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缩短自己和研究对象、描写对象之间的差距。

    就说感情吧。短篇小说当然不是无情的东西，相反地，它要求作者以热烈的情感去热爱新生的和美好的，憎恨那些阻碍人民前进的丑恶的东西，又以真挚的情感去描写他所感受的和相信的，使作品有尽可能大的艺术感染力。然而，作者又必须注视着自己，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并力求和革命人民的喜怒哀乐相一致。

    老作家柳青同志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正因为机器不能写小说，正因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劳动还不能不是创作者的个体劳动，因此，作者要特别警惕个人主义，注意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改造。这是句好话，是艺术前辈的经验之谈。柳青同志离开了我们，而这话却将留下来，久久地留下来。

    为革命而创作，是神圣的使命；为革命创作而不断改善自己、加强自己，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